央廣網北京9月30日消息（記者 費權）“監控里我離老人還有三米遠，他自己摔的！”近日，湖南尹先生的善意遭遇成了現實版“農夫與蛇”。他帶兒子看病途中扶起摔倒老人，卻被家屬索賠3萬元，還遭“追究刑責”威脅。十余天里，尹先生為自證清白精神恍惚、四處奔波，直到找到隱蔽監控才洗清嫌疑。可面對鐵證，對方僅一句“對不起”便離場，其十幾天的精神煎熬、經濟與名譽損失被輕描淡寫。

此類事件并非個例。2025年2月，山東臨沂王先生攙扶騎車摔倒的老人后，也被家屬誣陷為肇事者，承受無端指責與壓力。更無奈的是，兩起事件中的訛詐者均未受到實質性懲處，僅口頭道歉收尾。這種“低成本訛詐”，讓越來越多人在“該不該扶人”的問題上心生動搖——善意被辜負時，付出的代價往往遠大于認可。

“‘對不起’三個字，賠不起好人十幾天的煎熬。”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徐偉表示，公眾覺得訛人“零成本”，是對法律處罰體系的誤解。事實上，法律已為“善意”筑起多重保護屏障，訛人者絕非能“法外逍遙”，針對“扶人被訛”的維權路徑清晰，可從民事、行政、刑事三個維度為救助者提供全方位保障。

從民事追責來看，尹先生因找監控請假產生的誤工費、交通費，及因精神恍惚產生的診療費，并非只能自認倒霉。依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二十四條，捏造事實誣告他人構成名譽權侵權，受害人可主張三項賠償：

一是誤工費、交通費等實際財產損失；

二是結合受侵害程度與當地經濟水平判定的精神損害撫慰金；

三是律師費、取證費等維權合理開支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杭州通過地方立法強化對救助者的保護，《杭州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》明確，救助人因被誣告產生的費用可全額追償，且將舉證責任倒置給被救助方——無需救助者自證“沒撞人”，而需被救助方證明“救助者撞了人”，大幅減輕救助者維權壓力。

在行政層面，法律對訛詐行為也有規定。2013年“三兒童扶老太被誣陷案”中，誣陷者之子因虛構事實實施敲詐，被依法行政拘留10天、罰款500元，僅因老人超70歲才依法免于拘留。徐偉解釋，此類訛詐行為可適用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》，若存在“索賠+威脅”情節，符合“敲詐勒索”認定；若故意捏造事實誣陷他人，可適用“誣告陷害”條款。以尹先生遭遇的“索賠3萬+刑責威脅”為例，即便訛詐者未實際拿到錢，只要實施了威脅勒索行為，即可立案處罰，并非“得手才算違法”。

若訛詐行為進一步升級，還可能觸碰刑事法律紅線。徐偉介紹，當行為人“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”時，可能觸犯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》第二百四十三條“誣告陷害罪”，需滿足三個核心條件：一是捏造“故意撞人”等犯罪事實；二是向司法機關告發；三是情節嚴重（如導致對方被立案偵查）。此外，若索賠過程中使用暴力威脅，可能構成“敲詐勒索罪”，根據相關司法解釋，單次勒索3萬元已達“數額較大”標準，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例如，若山東臨沂王先生案中，家屬向警方誣告王先生“交通肇事”屬實，就可能涉嫌誣告陷害罪。

結合尹先生和王先生的經歷，徐偉總結了救助者的“善意守護指南”，幫助大家兼顧“助人”與“自保”。

一是遇到老人跌倒，別急著扶起，先觀察老人意識、身體狀況（如是否有外傷、能否活動），嘗試呼救尋找附近專業醫療人士，并立即撥打急救電話——不同身體狀況的老人需不同救助方式，盲目攙扶可能加重傷害，專業救助既能保護老人，也能避免后續爭議。

二是幫扶時盡量找周邊路人共同施救，既能合力為老人提供更周全的幫助，若后續出現“認錯肇事者”或“故意訛詐”，第三人也可作為證人佐證，減少糾紛風險。

三是施救前觀察周邊是否有監控設施，有則記錄監控位置以便后續調��；在不侵犯他人隱私的前提下，用手機拍攝現場照片（如老人跌倒位置、周邊環境）、錄制視頻或錄音（如與老人、家屬的溝通過程），這些材料將成為日后維權的關鍵證據。

四是一旦遭遇“碰瓷”，別因“怕麻煩”放棄權利，應通過法律途徑主張民事賠償，既能保障自身權益，也能讓訛詐者承擔后果，避免其繼續損害他人善意。

盡管法律規定明確，為何仍有訛詐者能“全身而退”？徐偉指出核心癥結：“很多受害者因‘怕麻煩’‘耗不起時間精力’放棄追責，導致違法成本遠低于維權成本，間接縱容了訛詐行為�！睂Υ�，他提出兩點建議：一方面，公安機關遇到此類糾紛應更主動介入，及時固定證據、排查事實，避免因“民事糾紛”定性放任訛詐行為；另一方面，可參照杭州“舉證倒置”規則，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減輕救助者的舉證壓力，讓救助者無需為“自證清白”耗費過多精力。

“尹先生們的遭遇，是社會信任的試金石�！毙靷�強調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第一百八十四條“好人條款”早已明確：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，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。當法律的“懲戒利劍”與“保護屏障”同時發力——讓訛詐者付出沉重代價，讓好人的善意不再被傷害，才能讓“扶不扶”的糾結選擇題，變回“敢不敢”的良心題，讓更多人愿意在他人危難時，毫無顧慮地伸出援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