央廣網北京10月10日消息（記者 費權）“十一”假期期間，在四川甘孜州丹巴縣黨嶺，一位女游客在徒步時出現高原反應。有網友稱，該女游客是被她的“搭子”拋棄，路過的游客和當地警方、醫務人員、政府工作人員等接力救援，將女游客運送下山送至醫院。有媒體報道稱，對于網傳的“搭子拋棄隊友”一說，該女子母親表示，她也不清楚全貌，這些事情要看了女兒手機才知道，“我們現在第一時間還是救女兒”。

女游客是不是被搭子拋棄，具體情況尚不明確，但這一事件也引發網友對臨時結伴出行權責邊界的熱議。公眾最關心的核心問題是：“旅游搭子”是否有法定救助義務？

對此，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李澤瑞律師表示，這需結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“自甘風險”條款以及“特殊信賴關系”綜合判斷。“自甘風險”條款規定，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自愿參與高原徒步、野外探險等高危文體活動，若其他參與者無故意或重大過失，無需承擔侵權責任。

但“自甘風險”并非“免責萬能牌”，李澤瑞介紹，一是行程組織者的安全保障義務。無論是否收費，牽頭規劃路線、召集人員的發起者，因對行程有主導權、路線更熟悉，與參與者形成“特殊信賴關系”，需提前告知風險、核查路線安全，在意外發生時履行報警、聯系救援等應急義務；若為AA制隱性獲利或明確收費組織者，義務更嚴格，未履行可能構成侵權 ；二是先行行為引發的救助義務。若“搭子”因慫恿無高原經驗者挑戰高危路段、擅自改路線致迷路等行為，使同伴陷入危險，需承擔救助義務，漠視不管可能構成不作為侵權；三是臨時照管關系下的義務。若結伴中有未成年人、老人等需照管者及約定協助照顧，或存在夫妻、監護等法定關系，救助義務依法成立，不履行需承擔法律責任。

司法實踐為“搭子責任”提供了明確指引。2024年，河南省南陽市宛城區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AA制自助游糾紛中，李某在微信群發布野山“一日游”信息，稱路線“強度不高，老少皆宜”，收取每人60元費用卻未明確提示野山風險、未規劃安全路線。參與者張某在徒步中意外墜落身亡，法院認定李某作為組織者，因長期組織同類活動且對路線風險具備預判能力，卻未履行安全警示與保障義務，存在明顯過錯，最終判決其承擔15%的賠償責任。另一典型案例中，廣東石門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，一名驢友違規進入禁入區域溯溪溺亡，家屬起訴21名同行者索賠86萬元。法院審理后明確，普通參與者事發后及時采取呼救、報警等措施，已盡到合理救助義務，無需承擔責任；但行程組織者因未核實區域合法性、未制定應急預案，被認定存在過錯，需承擔相應侵權責任。李澤瑞表示，兩案印證核心原則——普通參與者無故意或重大過失且盡到合理提醒、報警義務，通常無責；組織者或引發危險者過錯更高，責任更重。

而回到黨嶺雪山事件，20歲女孩出現高原反應，“搭子”離去。據首撥救助者回憶，女孩的男隊友曾委托其照看高反的女孩，隨后自行繼續上行，最終導致女孩獨自滯留險境。李澤瑞認為需從多種情況來分析：

從身份層面，若“跑路搭子”是牽頭召集、規劃路線的組織者，即便未收費，也可能因“路線熟悉”負有安全保障義務，擅自離開且未報警、聯系救援，明顯違反義務；若為普通參與者，需結合過錯程度進一步判斷。

從過錯層面，如果女孩當時已呈失溫危重狀態，“搭子”明知其需專人照管卻委托陌生人后擅自離開，未采取任何應急措施，屬典型“重大過失”；若女孩不幸身亡，“搭子”可能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罪，但需結合證據認定；若僅為未及時發現脫離隊伍等一般疏忽，責任較輕或免責。

而從場景層面，黨嶺海拔4700米的徒步路線屬“高危場景”，不僅存在信號盲區，而且地形陡峭、天氣多變，救援難度極大，“搭子”互助義務顯著升級，即便無法定義務，基于臨時同伴的合理信賴，也應盡最低限度“外部求助義務”，如尋找信號報警、聯系景區救援等，擅自離去已超過道德冷漠范疇，接近法律責任邊界。

李澤瑞強調，從法律視角看，“搭子”未必均有法定救助義務，但當身份（如組織者）、行為（如委托照管后棄之不顧）、場景（如高危環境）共同形成“特殊責任”時，漠視危難可能從道德問題升級為法律責任。旅游的意義在探索美好，但“守護同行者安全”始終是前提。隨著“搭子文化”升溫，法律對臨時互助關系的界定將更清晰——它不苛求“無邊界救助”，但絕不縱容“有責任卻漠視”，畢竟旅途中的風景，遠不及危難時伸手相助的法律底線與道德溫度。

此外，李澤瑞還提醒，參與高原徒步、野外露營、山地越野等有風險的旅游活動前，需清醒認知自身健康狀況與戶外經驗，不跟風挑戰超出能力范圍的項目；活動中若發現風險超出預期，應及時止損，而非硬撐；即便因“自甘風險”參與活動，也不意味著需獨自承擔所有后果——若他人存在故意，如故意誤導危險路線等，或重大過失，仍可依法追責。理性看待“自甘風險”，既尊重法律對“自愿參與”的界定，更守住對自身與他人安全的敬畏，才是旅游探索應有的前提。